当主持人以“我相信中国不会出现危机”结束发言时，坐在一旁的泰国财政部财政政策研究所所长Kannit Sangsuphan表情甚耐琢磨。某种程度上，这里洋溢的笑声和乐观仍嫌太早，尽管风暴发生的那些残酷岁月已逾十年，但危机留下的影响和东亚奇迹道路上的宿命，依旧笼罩在东亚上空。

　　宿命的东亚？

　　所罗门宝瓶中放出的“魔鬼”，在前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看来，是曾被认为让亚洲国家明星般崛起的主要支柱——出口导向的经济战略与政策。

　　这种政府主导经济发展大政方针，国家集中资源重点突破关键性领域，以出口为导向，人民高储蓄为主要特色的发展模式，自1960年代以来，从日本开始，在韩国和东南亚诸国迅速传播开来。其成果就是，经济空前繁荣，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教育水平稳步提升，绝对贫困人数快速下降。例如，印尼人口贫困率在20多年内从1975年的64%下降到不足11%。

　　显然，这是一种完全背离了“华盛顿共识”所极力推销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独特发展模式，它自然吸引了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兴趣。但东亚人民依靠汗水和智慧赚来的每一分钱，最后竟然都被一只魔法之手变成了反噬的“吸血妖怪”。

　　1960年代末，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主要的出口大国，其日益上升的外汇储备在扶助其成为工业强国的同时，也见证了出口增长战略的成功之处。但从1981年开始，这个国家的贸易顺差就如脱缰野马般节节上涨，1968—1989年间，积聚的贸易顺差为75万亿日元，外汇储备也从30亿美元增加到840亿美元。大量资本流入带来的信用扩张因此拉开了序幕，日本国内信贷与GDP的比率，从1970年的135%增长到了1989年的265%。

　　到了此时，日本的房价和股价终于“升天”了。东京的“帝国花园”价值可以买下整个加利福尼亚州还绰绰有余，日经指数1989年冲破了38000点。

　　但信用扩张举办的“盛宴”在高潮中戛然而止，日本过度投资造成的国内生产能力过剩，最终在1990年导致泡沫破裂，股价和房价开始“跳水”，其中股价下跌75%，房价缩水50%以上。直至今天，日本还没有完全缓过来，而政府的负债却上升到了GDP的140%，使得日本的国家信用评级沦落到了与阿尔及利亚同等的地步。

　　即便如此，“四小龙”和“四小虎”依然接过了出口导向战略的接力棒。1980年代初期，日本为了应对美国人施加的日元升值压力，开始把制造业转移到亚洲各国。不论是模仿还是承接，泰国、韩国、马来西亚以及印尼等国开始了日本奇迹的复制。

　　四面八方的繁荣之花在东亚“盛开”了。1984—1996年间，泰国外汇储备由19亿美元上涨到377亿美元，韩国由25亿美元上涨到340亿美元，印尼从50亿美元上涨到190亿美元，马来西亚从40亿美元上涨到270亿美元。无论当初这些货币进入该国的原因为何，最后资金进入这些国家银行体系后，货币供应出现爆炸性增长。

　　相同的宿命再次发生，无论是资本账户顺差、贸易和经常账户顺差还是短期债务，资本大量流入引发的信用泡沫，在带来经济高速繁荣的同时，也在不断蒸发社会财富，将经济推向危险的边缘。

　　1997年7月2日，丧钟敲响。泰国的泡沫首先被大鳄索罗斯击破，泰铢贬值超过50%，股市市值跌去95%。随即，崩溃瘟疫般遍染了壮观的东亚“雁阵”，风暴横扫亚洲，一直延伸到万里之遥的俄罗斯和巴西。

　　1998年1月26日，一位女行政人员在香港《信报》上发表了一封给董建华和曾荫权的公开信：“原本做人好安心，有稳定的职业和收入，离婚后也不用为生活担心，但在短短3个月间，香港经济百日萧条，百业萎缩，无钱的没有钱花，有钱的也不敢花了。一家人安分守己20年来的积蓄好似刹那间化为灰烬……经过近期香港面对的风潮，我的心情好像被抛下大海一般沉重，从未有过这般不安的心情。”

　　然而，也正是在那最悲惨一幕展开的时候，中国已经悄悄接过接力棒，踏上了出口导向的发展道路。于是，21世纪初最壮阔的经济传奇，踩着与日本、“四小龙”和“四小虎”相同的节奏，开始了新一轮高速繁荣。

　　从2001年到2006年，中国国际贸易总额由5098亿美元上涨到17607亿美元，其中顺差由226亿美元提高到1775亿美元，外汇储备由2120亿美元上涨到2007年3月的12020亿美元。美国再也受不了中国的出口攻势，如同20多年前对待日本一样，开始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

　　由此带来的信用扩张速度和巨大体量，令东亚过去经历的一切都自叹不如。此期间，中国信贷总额由11.23万亿元人民币跃升到23.9万亿元，广义货币供应量（M2）由15.8万亿元飞涨到34.6万亿元，股市总市值由4.35万亿元升至8.94万亿元。尤其是2007年以来，A股总市值在短短6个月时间，再爆炸性上涨到17.74万亿。中国股市5年一倍的增长速度变成了半年一倍。

　　6月20日，叫衰声已起。美联社以《兴旺的反面：专家警告中国可能面临日本式的债务危机》为题发表文章称，“当10年前金融风暴蹂躏着它的亚洲邻国，中国作为局外人安全地坐在旁边，它的市场和银行基本上对世界封闭，和开放经济所经历的动荡是隔绝的。但今天中国成熟到自己也能产生危机了，同1990年代早期日本的‘泡沫经济’崩溃类似，而且能产生巨大的全球影响。”

　　在亚洲金融危机十周年之际，全世界都盯着中国，是念动咒语将“魔鬼”收回宝瓶，还是13亿国人辛勤收获的财富被“魔鬼”生生吞去，继续一场以奇迹开场、以悲剧收尾的咏叹调？

　　美元“魔法”

　　现在，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的经济学家，异口同声都要把出口导向发展政策吊上十字架。但这就如同辛勤的老农把粮食的贱价归因于手中的农具太有效率一样。事实上，出口导向只是一件政策工具，只能决定产量，而无法左右价格。

　　从现代资本主义三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来看，无论是盎格鲁-撒克逊的英美，还是战前战后的德日，在国家崛起的道路上，无一不是依靠强大的国际贸易，通过持续不断的出口获得了巨大的财富。相反，纵观近代史以来的文明世界，没有哪个国家靠着国内消费实现了现代化和强盛。而出口导向政策在东亚地区的流行，与其说是一种选择，还不如说是一条任何国家实现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

　　因此，东亚的宿命并非出于道路选择的失败，而是在通往国家成功的道路上，遭到了既得利益者控制的现行体系太多的盘剥、欺诈甚至恶意攻击。这其中最神奇的莫过于美元“魔法”，因为这种绿色的印刷品能够肆无忌惮地控制价格。

　　货币本质上只是一种价值测算的度量衡工具，最重要的特征应该是中立、恒定，不以银行家的贪婪为转移，不以政府的喜好而左右，不以垄断利益集团的诉求而涨落。但在历史上，这一切只有自由选择而来的黄金和白银做到了。

　　在金本位制的货币体系下，全球所有主要贸易国家均以一定价格盯住一定数量的黄金，造成这些国家的货币一直都维持固定的汇率。金本位制以一种自动的调整机制，防止了各国贸易账户失衡的问题。顺差国因为积累了更多的黄金，会在该国银行体系创造更多的信用扩张，在促进繁荣的同时也引发通胀，物价上涨导致该国贸易竞争力下降，出口下滑、进口上升，黄金开始外流; 而逆差国则相反。在金本位制下，政府是不敢轻易像现在的美国这样搞预算赤字，因为那会形成贸易赤字和黄金外流，导致痛苦的萧条。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金本位制最接近的替代品。二战后，美国为了自己掌控的资本主义世界有一个稳定的金融和贸易体系，以1盎司黄金35美元的固定价位，为日德诸国创造了通胀几乎为零的“黄金”发展环境。

　　然而，美国发现，“铁面无私”的黄金度量衡让竞争处在了一个公平的起跑线上，其他国家通过更勤劳的工作，获得了远远超过美国的竞争力，财富开始向德日这些国家转移。1960年代后期，许多国家把挣来的美元储备滚滚洪流般从美国联邦储备局设在诺克斯堡的金库中换回黄金，华盛顿彻底不愿意继续充当“雷锋”了。1971年8月，尼克松总统停止美元对黄金的兑换。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

　　当美国不再信守美元兑换黄金的规则时，过去能够防止持续失衡现象的调节机制失去了作用，而那些能够让美国贸易赤字不断接受检验的限制条件，也好像变魔术似的消失了。这个国家不再需要以黄金作为进口的支付手段，甚至不再需要以黄金作为美元的支持。

　　或者说，从此以后，美国就能以没有任何支撑的美元和美元计价的债券作为进口支付手段，享受其他国家人民通过辛勤汗水制造的消费品，而换回一堆自1971年完全脱离黄金后、其购买力已经下降了94.4%、1美元只值1970年代初5.6美分的绿纸。

　　掩藏着人类最不公正交易的美元纸币本位时代，就这样悄然来临。流通中的美元数量开始爆炸性增长。目前美国累计的经常账户赤字已超过3万亿美元，当大量美元进入那些与美国保持大量经常账户盈余的国家金融体系后，就等于开启了没有控制、没有极限的信用创造“魔瓶”。

　　这种信用创造和扩张以纸币储备为支撑，随即产生了遍及全球的信用泡沫，其特点就是流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经济持续过热、流动性过剩和资产价格膨胀的景象，并成为投机者的天堂和一国经济的屠场。

　　特别是在一个价值尺度不停变化和缩水的“美元魔方”中，美联储不再受困于黄金的束缚，而可以像黑社会老大一样，按照自己的利益随意给美元的买家和消费品卖家更换秤砣。

　　不幸的是，东亚奇迹就发生在这样一个已经处于货币“无政府状态”的世界中。

　　1961年，天才的法国经济学家雅克·吕埃夫在《财富》杂志上前瞻性地描述了美国赤字给国际货币体系带来的致命危险：“国际货币体系功能已经降低为小孩子的游戏，而当这场游戏的每一个回合结束后，赢家就要把他们的弹珠归还给那个洋洋得意的输家（美国）。”

　　“游戏的过程是这样的，当美国相对其他国家出现贸易逆差，就会支付美元，而接受这些美元的某国国民会把美元卖给该国的央行，以换回本国的货币。接着该国央行又反过来把这些美元重新投资到美国。”

　　于是，一方面美元换成本币使该国的货币供应扩大，另一方面，该国央行把美元重新投资回美国，继续支持美国赤字增长。如此一来，亚洲金融危机中，危机国货币供应泛滥引起的超级通货膨胀，制造者不是来自“四小龙”或“四小虎”自己，而是远在华盛顿美联储地下室里24小时不停工作的印钞机。

　　让我们听一听凯恩斯1919年在《和平的经济后果》针对通货膨胀所说的真话吧，“通过连续的通货膨胀过程，政府可以秘密地、不为人知地没收公民财富的一部分。用这种办法可以任意剥夺人民的财富，在使多数人贫穷的过程中，却使少数人暴富。没有任何手段能像它（通货膨胀）这样如此隐蔽和可靠地来颠覆现政权了。这个过程潜在地积聚了各种经济规律中的破坏因素，一百万人中也不见得能有一个人看得出问题的根源。”

　　至于亚洲金融危机中的牺牲者，可能永远也不知道，1997年“罔顾左右而言他”的格林斯潘，早在1966年在其还没有美联储主席头衔时发表的《黄金与经济自由》一文中，曾说过一段诚实得令人震惊的话: “在没有金本位的情况下，将没有任何办法来保护（人民的）储蓄不被通货膨胀所吞噬，将没有安全的财富栖身地。这就是那些福利统计学家激烈反对黄金的秘密。赤字财政简单地说就是没收财富的阴谋，而黄金挡住了这个阴险的过程，它充当着财产权的保护者。如果人们抓住了这一核心要点，就不难理解有人对金本位的恶意诽谤了。”

　　在这样一个现有体系中，显然，东亚的宿命几乎就是设计好的一场局，虽然在一开始，设局者并没有明确把矛头指向这些具体的国家。

　　华尔街-美国财政部轴心？

　　1998年4月6—25日，在亚洲金融危机依然肆虐的时刻，国务院研究室宏观经济研究司司长李晓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易纲、南方证券副总裁牛仁亮和中行国际金融研究室副主任鄂志寰等人组成的“亚洲金融形势考察团”，踏上了对泰国、新加坡、印尼和韩国的考察道路。

　　因为危机期间中国给予了毫无保留的援助，泰国、印尼和韩国也给予考察团毫无保留的情况介绍。但是考察团尽力收集到的全部谈判文本中，唯独缺少了三份文件，这就是三国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所签订的秘密协议。

　　《商务周刊》调查的结果显示，每一份文件，至今直接阅读过的人不超过9个。之所以如此，缘于此文件对三国来说，都是近乎于当年鸦片战争中《南京条约》那样的“城下之盟”，永远属于民族的奇耻大辱。

　　尽管不知道三份秘密文件的具体内容，但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这位因为说了太多真话而在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指示下被“强制退休”的经济学家，通过2000年4月《新共和》上发表的一篇《内部人：世界经济危机中我所知道的一切》，让我们知道了IMF和世界银行到底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干了什么。

　　“我从1996年到2000年9月担任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经历了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亚洲金融风暴、拉美和俄罗斯金融危机）。我亲眼目睹了IMF和它的控制者美国财政部对这次危机的措施，我被惊呆了。”

　　这位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发现，所有的亚洲金融危机受害国在等待IMF援手时都接到了同一份清单：首先是私有化，要求受援国将金融业、电信业、公用事业等国家战略产业彻底开放; 其次是资本市场自由化，意味着国际资本更加自由地流入和流出；再次是市场定价，IMF会提出对食品、饮用水和天然气等老百姓日常必需的产品大幅提价，最终的结果完全可以想象，大量的市民示威甚至暴动，资金四散奔逃，留下一片极其低廉的资产等待收购；最后是自由贸易，控制一国市场的机会向外资全面敞开。

　　更为困惑的是，这位克林顿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转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后发现，IMF和美国财政部在国际上推行的政策，恰好与其国内政策追求相反。他写到：“我们在国内反对社会保障体系的私有化，然而我们却在国外提倡它；在国内我们反对平衡预算疗法，因为这会限制我们在经济下滑时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但在国外，当其他国家陷入衰退时，我们却强迫它们使用紧缩性财政政策；在国内，我们通过破产法来保护债务人，并且给予他们一个全新的开始，但在国外，我们把破产视为对贷款合同的肆意挑衅；在国内，我们认识到市场的局限性，并不相信市场原教旨主义，认为政府应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我们却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推行市场原教旨主义……”

　　斯蒂格利茨最后在参与亚洲金融危机救助工作中发现了这其中的秘密：一个或隐或现、节奏匹配的华尔街—美国财政部轴心指挥着一切。当美国财政部指导着IMF组织的国际金融体系踹开一国市场大门后，华尔街上的金融公司就开始拥有了永远赚不完的钱。

　　“资本流入时，它们能够赚钱；接着，通过向东道国提供怎样管理资本流动的咨询服务，它们能够赚到更多的钱；当这些国家陷入危机后，它们通过重建方面提供的建议，还是能够赚取更多的钱；当泰国等国在美国财政部和IMF催促下将陷入麻烦的公司拍卖时，它们就以低价购买危机国家的公司; 有时它们在购买之后根本没有采取任何改革措施，而是等到经济恢复时，再把这些公司回售给泰国人。因此，无论情况如何变化，华尔街总是能够赚钱。”

　　在他看来，与危机国签订的协议背后拥挤了太多的利益，“尽管我们对衍生产品和投机资本将带来怎样的不稳定心知肚明，我们迫使外国开放它们的资本市场，让我们的衍生产品和投机资本进入这些市场，因为华尔街想要这样，而且华尔街想要的比它们可能获得的还要多。”

　　如果你认为斯蒂格利茨说得太多了，那我们听听美国顶尖的贸易理论自由派经济学家贾格迪什·巴格沃蒂的判断。这位前关贸总协定(GATT)总干事阿瑟·邓克尔的经济政策顾问，积极为WTO推动自由贸易做理论准备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6月7日再也看不下去来自华尔街的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过于活跃的身影。

　　他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提到：“我依然不明白的是，尽管与前任相比已经取得巨大进步，但保尔森继续要求中国进行金融改革，这有什么意义？在这件事上，中国人一定会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做出决定，他们会对自己的利益进行评估。为什么保尔森对此这么感兴趣？这可能就是被我称为‘财政部—华尔街联合体’的一部分。但对高盛有利的也会对美国有利吗？更贴切地说，就会对全球经济有利吗？我对此表示怀疑。”

　　在他看来，太多的美国财政部长认为他们是华尔街的部长，“华尔街之所以对华盛顿具有超凡的影响力，原因很简单，趣味相投、地位显赫的各界名流形成了一个小圈子，他们大多来自华尔街、财政部、国务院、IMF以及世界银行等著名的机构”。

　　这当然是公开的秘密。例如，美国前财政部长鲁宾来自高盛，现在又去了花旗；阿特曼来从华尔街来到财政部，接着又回去了；老布什的财政部长尼古拉斯·布雷迪现在重操金融旧业；前世行行长沃尔芬森原本就是华尔街投资银行家；保尔森的前任约翰·诺斯现在掌管全球领先的私人投资基金Cerberus资产管理公司；刚刚履任世行行长的罗伯特·佐利克前一个身份是高盛集团副董事长，更前一个是美国副国务卿……更不用说现财政部长保尔森的高盛前董事长身份。

　　斯蒂格利茨曾经愤懑地指出，冷战后，全球领袖的权杖落到了美国手中，可无论是克林顿还是小布什，美国政府并没有令全球信服的新眼光，但华尔街有：它们看到了更多的赢利机会，在它们看来，政府应该扮演这样一个角色——帮助它们打开海外市场入口，而美国政府在海外推行的政策框架就是要能够帮助华尔街向海外大举扩张的框架。

　　对此，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的一切已经给予了完美诠释，而资产价格膨胀、人民币“天下围攻”的中国，已经被瞄准为最新也可能是最壮观的华尔街“盛宴”。

　　又是IMF走上了前台。6月15日，IMF通过了《对成员国政策的双边监督决定》。根据该法律框架，IMF无须证明一国是否存在操纵汇率的主观故意，只要其政策造成“汇率根本性失衡”或“大规模、长期的经常账户逆差或顺差”的后果，IMF就可以认定该国操纵汇率。6月20日和25日，中国人民银行罕见地一周内两次表明其“保留和遗憾态度”，向IMF提出抗议。

　　但保尔森坚决支持IMF。他说：“这一改革将允许IMF对一些领域进行更严格的监督，例如不够灵活的汇率。”显然，华尔街和美国财政部已经相信，该是祭出IMF这个“法宝”的时刻了。

　　中国躲得过金融危机吗？

　　老实说，一年来，承载着美国整个金融服务业期望的保尔森干得不错。例如，凭借当初作为投资银行家访华时积累的个人关系，保尔森一手促成了美中战略经济对话。在刚刚结束的第二轮对话中，QFII投资A股的额度从100亿美元提高到300亿美元，中国承诺简化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审批程序，允许外国证券公司扩大在华业务，包括自营业务和基金管理业务，取消QDII在海外投资限制等等。但这些显然远远无法满足华尔街的欲望。

　　因为，中国财富大门向华尔街洞开的钥匙藏在人民币汇率之中。

　　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中的对华强硬派人士莫里斯·戈尔德施泰因做过一项测算发现，人民币快速升值对美国经常账户赤字的影响微乎其微，他指出：“人民币在美元贸易加权指数中的权重只有15%。即使人民币升值20%，也只能使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减少约500亿美元，而去年美国经常账户赤字高达8500亿美元。”

　　那么，为什么美国人还如此大力强调人民币快速升值呢？一位经济高层人士告诉《商务周刊》，“美元和美国国债对中国并没有多大的吸引力，人民币脱离过度膨胀的美元是迟早的事情。之所以要渐进、主动和可控，完全在于我们不希望中国人辛勤劳动换来的财富，像亚洲其他国家那样，因为汇率大幅升值带来的波动‘装进’别人的口袋。”

　　但对美国而言，只要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就等于为全世界美元滋生的超量流动性找到了泄洪阀。一旦大量资本能够涌进中国，仅有的资本管制被冲垮，只是一个技术和时间的问题。于是，一场1990年代初日本金融败战将“完美”地复制到中国，华尔街将依靠人民币自由浮动的汇率机制，踹开中国金融市场大门，把美国的资产泡沫倾泻给原本虚胖的中国金融机构和国民，而后等待一场金融危机带来的萧条，廉价收割中国资产。

　　不过，对华尔街代表的美国而言，这个计划最大的弱点是时间。因为只有足够快地打开中国金融大门，才能在美元体系被天量增长的赤字和债务压垮前找到“替死”的生机。

　　从1913—2001年，美国87年来一共积累了6万亿元的国债，而从2001—2006年短短5年间，美国国债又增加了3万亿美元，至8.6万亿美元，仅付息每年就高达4000亿美元。如果再将各州与地方债务、国际债务和私人债务加起来，美国总债务高达44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人人均15万美元的债务。如此庞大的债务每年需要付息2.2万亿美元，几乎等于美国联邦政府全年的财政收入。这也是为什么美联储青睐低利率政策的关键所在。

　　在这样的巨大债务下，1美元的真实价值正在迅速接近1美元钞票的印刷成本。当看穿“皇帝新衣”的人越来越多地发现美元其实只是一堆废纸的时候，美元本位制将会遭到致命一击。

　　5月19日，美国“股神”沃伦·巴菲特突然对珠宝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美联社报道，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宣布了收购Bel-oro国际有限公司和Aurafin公司的计划，收购交易完成后将合并为Richline集团，成为美国最大的珠宝供应商。事实上，这位被誉为最爱国的投资家早在1999年初就买入了1.3亿盎司的白银，最多时其头寸占到市场总持仓量的25%。至于被尼克松“废黜”的黄金，已经从1盎司35美元飙升到今年5月18日的661.75美元。

　　令人庆幸的是，中美的争夺暂时陷入了一场僵局。正如劳伦斯·萨默斯所说，“如果中国停止平均每星期几十亿美元国债的购买量，美国经济就会有大麻烦，但是中国经济由于向美国出口萎缩也会有大麻烦。”事实上，如同当年美国和前苏联在冷战中因为相互担心核武器而维持和平一样，中美陷入了一种“金融恐怖平衡”的状态。

　　但是，需要清醒的是，债务悬河下的美元危机并不代表更多的危险在美国方面，如果中国不能坚持自己的思路处理好人民币汇率问题，别人的风险一夜之间就可能变成中国的风险。

　　现在，中国的决策者已经把改变自己被动局面的宝押在了内需上。然而，2006年年底尽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出口额总量上接近，但出口27.2%的增长速度与消费品零售13.7%的速度之间，有着太大的差距。因此，依靠扩大内需改变贸易结构的失衡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至于提高民众收入，在资产价格已经膨胀的今天，民众工资上涨的速度能否抵挡通胀的价值侵耗速度，唯有天知道。

　　因此，尽快增强中国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是开发内需长远战略基础上的当务之急。

　　首先，必须改善储备资产的结构。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公开指出：“近期黄金、白银等贵金属价格的急剧上涨，其本质就是美元贬值。弄得不好，几年之后可能导致出现全球性的通货膨胀局面。最近，日本官方和民间一齐动手，加紧储备稀有金属，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据有关资料报道，我国巨额的外汇储备中2/3以上为美元资产，黄金储备只有600吨左右，占全部外汇储备的比例仅为1.4%；而美国黄金储备超过8000吨，占其全部外汇储备的60%以上；德国黄金储备3433吨，法国2945吨，意大利2451吨，均相当于其全部外汇储备的50%以上。一旦发生美元急剧贬值的情况，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将大幅度缩水，国民经济将遭受沉重打击。

　　其次，决策层和监管部门需要建立金融风险防火墙。严格监管外资银行通过银行支票、银行票据、信用卡、房地产按揭贷款、企业流动资金贷款、金融衍生产品等多种方式直接介入中国的货币发行领域，在中国制造和恶化资产泡沫。尤其严加防范中国境内一切与外资银行签订的金融衍生合约这种“资产泡沫放大器”。

　　4月份，中国突然抛售了58亿美元的美国国债，这是7年来美国国债遭遇的最大规模抛售。纽约市场即刻有了反应，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利率）猛然超过5%，创下2002年以来的最高值。于是，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罗伯特·基米特匆忙赶往中国，“拜托”中国不要出售美国国债。

　　6月23日，韩国《朝鲜日报》以《中国不甘示弱的反击力》为标题报道了这个消息：“美国强行展开贸易报复措施的同时，对人民币升值施加压力，但中国也具备不甘示弱的反击力。”

　　类似这样你来我往的争斗，还包括中国国家外汇投资公司在私募基金“黑石”上的投资。一方面，中国利用外汇资金向美国企业投资，可以将美国企业的利润原封不动地转移到中国；另一方面，美国投机资本完全可以利用中国提供的“弹药”回头暴炒中国资产价格。

　　未来，这样的争斗可能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但现在，令人最担心的还不是中国决策层的智慧。一位曾经身居金融决策高层的领导在采访中向《商务周刊》说，“建行上市前引进战略投资者，宁愿以低价向外资银行转让大份额的股权，也不愿意高价让中国人寿这样有实力的国内金融机构进来。甚至已经得到了高层同意，最后还是遭到了抵制。为什么？”

　　随后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信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上市，同样是沪港两地IPO，H股发行数量大而且价格低，A股则数量小而且价格高。

　　“如果说交通银行和中国银行A股发行数量小，是因为当时国内股市低迷担心压垮大盘。但此后国内股市明显好转情况下，工商银行和中信银行同时A+H发行上市，为什么仍然是H股价廉量大，而A股量小价高？”他给《商务周刊》的一份数据显示，工商银行H/A股比例是2.7倍，中信银行是2.4倍，交通银行是72.3倍，中国银行是2.8倍。

　　“堡垒最容易在内部攻破，这应该是中国最不能接受的失败，也是我们最应该防范的失败。”在他看来，在金融安全这条战线上，不仅要防范金融腐败，更要防范一切国内金融利益集团与国外金融利益集团的利益结盟。